中国当代小说从诞生之时起，就几乎被同步译介到日本，70余年来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日本译者自觉译介和中国出版机构主动推介的日译本数量极多，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为了促进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顺利、高效传播，更加深入地走入日本主流社会和读者心中，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正视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

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第一阶段、“1972—1992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第二阶段和“1992年至今”的第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由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民间文化交流的传统惯性，在日本，中国当代小说的译介主要是以民间文化交流的面目显现，译者多为左翼及其他同情中国革命的友好人士。这一时期，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开始发行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同时也译介了少量当代小说。第二阶段开始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当时，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译介与传播的渠道得到疏通，有关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开展，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中国小说的译介与传播渐开局面。在日本，中国文学爱好者和汉学家成立了专门译介和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的学会，例如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文艺研究会等，创办《季刊中国现代小说》《火锅子》等专门杂志，进行作品译介和作家、作品研究。而中国的有关机构则主要译介一些在国内反响大、评价高的作品。在第三阶段，中国当代小说的国际传播汇入了全球轨道，引入市场机制后的中日图书出版交流日趋活跃。在按国际惯例正常运作有关事务的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包括小说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化产品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传播途径更加丰富多样，近年来网络传播成为其中的重要途径。

据不完全统计，70余年来，日本汉学家、译者译介（即“他译”）了500多种单行本和1000多种单篇译文。可以说，中国当代小说对日译介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日本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译介超过了大部分西方国家，这是中日两国历史上长期文化交流传统的延续。

虽然中国当代小说已经成功地走入了日本，但其在日本的译介和传播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过于重视商业因素。在前两个阶段，日本国内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翻译的主要是左翼翻译家或对华友好人士，出版这些作品的出版社也大多是新日本出版社、三一书房、青年出版社、东方书店等与日本共产党或其他左翼党派有关的出版机构。同时，中国的有关机构也主动且积极地向日本推介红色经典小说。因此可以说，在这两个阶段，意识形态和对华友好这两个因素对日本的中国当代小说译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译者选题时与中国的主流文学保持高度一致。1992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之后，日本译者可以不经原作者允许就翻译中国当代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同时，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殃及出版界，导致1995年之后，日本出版业发展低迷。各出版社为了弥补版权费的支出，往往只选择期刊上发表过且有一定影响力和关注度或预计能够获得较高销量的作品，并更加重视在中国国内外获得过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家作品，而长篇小说受篇幅问题影响往往被忽视。此外，一些日本出版机构为了迎合国内市场，获得商业利益，更为倾向于出版在中国有争议的作品。

二是选题不够严谨。这一问题主要出现在第二、第三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一些日本出版社受各种因素影响，出版了许多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甚至为了吸引读者，译介了一批打着“禁书”旗号的作品。与这些艺术价值不高的作品受吹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些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却被忽视，例如路遥仅有1部短篇小说集被日本出版机构译介，获得茅盾文学奖、在中国畅销数十年的《平凡的世界》却一直没有日译本。

三是部分译作质量不高。日本和中国的大多数译者都是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从事中国当代小说译介工作的，但是有的日本译者由于不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又没有查阅相关术语词典，因而容易犯望文生义和常识性的错误；而有的中国译者日语水平欠佳，虽然经过日本专家的修改，但日语表达还不够生动，难以被日本读者接受。

四是译作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国当代小说的日译本数量在被国际上译介的25个语种中居榜首，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基本上都曾被或多或少地译介到日本，但有关译作主要是在中国文学研究者、爱好者即专业读者中传播，普通读者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认可度和译作的影响力有待提高。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传播，与日本当代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传播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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